广东学界“大咖”为经济社会发展把脉

　　大粤网讯 2016年“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供给则结构性改革元年，广东社科界“大咖”们如何评价这一年的广东经济社会运行状况？2017的走势会怎样？1月10日举行首发的“广东蓝皮书”《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从创新驱动、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民生、教育科技等11个方面，详细分析了 2016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数据对比，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2017年的走势，各报告结合中央、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并提出了相应的决策意见。

　　省社科院院长王珺说，《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是省社科院2016年精心策划的一本研究报告合集，旨在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关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深度分析与权威报告。蓝皮书的选题是站在全局高度，从发展态势、方向与路径研究入手，选择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实用型调查研究课题。在出版时间上尽量跟上全省“两会”的节拍，使它成为每年全省“两会”代表和委员参政议政参考的材料。

　　出版各类蓝皮书是我国社科系统的传统。广东省社科院出版早在2004年开始编辑出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蓝皮书”。13年后的今天，该书正更名为“广东蓝皮书”，这是广东省社科院开放办院的一项重要举措，“广东蓝皮书”代表的不仅仅是省社科院的研究能力与水平，而是代表广东社科学界的学术研究水平。为了更好地编好新蓝皮书，省社科院在2016年决定由院直属事业单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承办蓝皮书的组织编撰工作， 以尽可能多地组织各研究领域内的省内顶级专家参与研究、撰稿。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7）》，共有11份研究报告，作者既有省社科院的专家，也有来自广东省统计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技厅有所关研究机构的专家。

　　在新闻发布会上，多位参与撰稿的专家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粤省情）

　　2016广东“创新驱动”成效显著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广东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确保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2016年前三季度全国经济增速整体较2015年有所下滑。广东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为7.5%，较2015年8%下降了0.5%.相比而言，2016年前3季度全国经济增速为6.7%，浙江经济增速为7.5%，江苏为8.1%，广东经济增长表现优于全国，但略低于江浙二省。尽管增速有所下滑，《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报告》指出，尽管经济增速有下滑，但广东的产业结构、出口结构在持续优化，在新常态的发展阶段，这样一个发展速度是可接受的。例如从投资来看，2016年前三季度广东民间投资增速达到14.8%，远高于江苏8.7%，说明广东的市场活力更加充沛。

　　从2016年前三季度广东经济表现来看，广东依靠发力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势头良好，企业绩效向好，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经济增速虽然较“十二五”时期略有下降，但以深圳为创新龙头的珠三角地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装备制造、新能源、互联网加等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以华为、比亚迪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本土企业正在不断逼进世界技术前沿，基于创新驱动的发展新动能正在不断培育和夯实。

　　调研发现，近两年来，广东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制造发展迅猛，又将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引擎。基于创新推动的产业升级，成为广东经济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利器，为广东稳重求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发展新动能。形成了“大企业创新顶天立地、小企业创新铺天盖地”的创新生态群落。一方面，以华为、中兴、腾讯、格力、美的为代表的一批大企业已经站上或靠近国际技术前沿，起到创新带动火车头作用；另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形成密切的产业协同，发展了集群式创新。如在东莞，仅步步高一家手机企业就带动了周边形成一个年产值300亿的模具产业集群。这种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合作协同创新的形式，大大丰富了广东区域创新系统的多样性和敏捷性，使得企业能比外国跨国公司更快响应市场变化，成为广东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和创新竞争的重要优势来源。

　　报告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能否成功实施，事关广东经济发展能否成功转型升级，事关发展新动能能否有效建立。针对广东基础创新能力薄弱、高水平研究机构数量不足的短板，加快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资，将成为“十三五”时期广东扩大有效投资的新战略重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粤东西北所获得的投资比总出现了下滑，由此直接导致了粤东西北在全省经济比重从2015年20.9%迅速下滑至15.1%，区域差距重新扩大，其中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广东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比重的持续攀升，2016年广东民间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珠三角区域，这也意味着在广东全面进入创新驱动的“十三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创新发展方面，粤东西北地区面临的难题更大，由于缺乏高端要素集聚能力，粤东西北应该做的是要探索出适合粤东西北自身条件的创新驱动路径，结合本地产业特征，集中资源，形成局部突破、重点突破，如将创新培育与承接产业转移结合起来、将创新培育与特色产业集群结合起来、将创新培育与新型城市化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建立适合粤东西北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2017年广东GDP预计增长7.0%-7.5%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广东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推进改革，妥善应对风险挑战，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确保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2016年广东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经济运行的分化特征更加突出，创新驱动不断强化，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动力逐渐形成。报告在综合考虑经济月新常态的阶段特征和广东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后，预计2017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增长7.0%-7.5%.

　　回顾2016广东经济发展状况，《广东宏观经济发展报告》指出，珠三角地区在经济新常态下率先转型、率先调整，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而粤东西北地区受传统发展模式影响，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珠三角发展领先，粤东西北相对放缓。分区域看，前三季度珠三角地区GDP增长8.1%，粤东西北地区增长7.2%；其中：东翼增长7.1%，西翼增长7.3%，山区GDP增长7.3%.从区域GDP增速变异系数看，区域增速差异在长期缩窄后有所扩大。从近五年各地市增速的变异系数看，2012年1季度至2015年3季度，各地市间的季度GDP增速变异系数从31.5%缩窄到7.3%，离散程度逐步缩小，各地市经济发展速度差异缩窄。但今年开始，各地市增速变异系数呈扩大趋势，从一季度的11.0%，到二季度为12.4%，三季度又攀升至13.3%.前三季度，粤东西北GDP增速比珠三角低0.9个百分点；粤东西北投资增长9.1%，比珠三角低4.4个百分点，其中山区投资下降2.4%.

　　“营改增”产生四个方面积极效果

　　财政状况是宏观经济的“温度计”。自2009年以来，广东省财政收入规模一年上一个台阶，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3000多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9364.76亿元，连续25年居全国各省市首位。2016年前三季度，广东财政收支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财力基础。2016年前三季度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完成16570.4亿元，同比增长9.6%.

　　2016年5月起“营改增”改革全面扩围，截至2016年8月底，广东“营改增”试点户数达到281.2万户，其中四大行业177.73万户。

　　《广东财政状况研究报告》指出，通过营改增试点，在四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一是大大减轻了企业税负。四大行业除金融业仍有税负小幅上升（8月单月已经净减负）外，全部实现净减税，特别是餐饮、商务服务、不动产出租等减负明显，连锁餐饮企业税负下降超过50%，例如麦当劳食品税负下降到1.5%，同比下降72%.前期试点税负增加的交通运输业、电信业等也全部实现了税负下降。5-8月全面扩大试点以来累计减税246.37亿元。二是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步伐。营改增将建筑业和不动产纳入了抵扣范围，激发了企业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情，对商业房地产去库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8月，广东工业技改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35.2%.制造业累计抵扣进项税达到166亿元，如东莞通讯巨头VIVO集团5年内计划投入25亿元用于升级改造，因税改可少缴增值税2.5亿元。三是优化了市场发展环境。试点中企业普遍优化经营模式，开展集中采购，制定各种内控制度和考核指标，积极取得进项抵扣，内部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同时，增值税倒逼企业开具正规发票，特别是建筑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明显规范，挂靠经营逐步减少，经营环境明显向好。四是明显增强了市场活力。新税制促进了服务业加快发展，试点纳税人月均增加近3万户，建筑业装配式、工厂化模式加快发展，房地产业将配套服务剥离实行专业化、产业化。金融行业向资产管理、金融产品等现代金融服务发展，餐饮业的菜品开发、厨师服务等专业外包迅速发展。电信业增值电信收入占比比试点前提高10多个百分点，创新意愿非常强烈。在营改增的助推下，服务业成为新的增长点，全省今年1-8月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7%，拉动经济增长4.4个百分点。

　　综观2016年前三季度，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完成1731.73亿元，同比增长20%，增收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特别是前三季度全省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50.5%，直接拉动了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收入增长。贡献了全省契税收入增量的34.2%.

　　报告提醒，尽管广东财政运行成绩突出，也要看到背后的问题和隐忧。首当其中首当其冲的是税收增长基础不牢固，对房地产业依赖程度较高。1-10月，房地产业是广东税收贡献最大的行业，同比增长约30%，贡献了近四成的税收增量。分税种来看，营业税（含改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等税种的增收主要依赖房地产业。前三季度广东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长50.5%，直接拉动了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收入增长；前三季度广东规模以上房地产业利润同比增长86.7%，带动1-10月份房地产业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46.5%，贡献了全省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量的43.2%；中小税种完成1900.2亿元，增收主要来源于土地增值税和契税。1-10月份全省土地增值税收入完成576亿元，同比增长25%、增收115.35亿元，其中房价增幅较高的深圳、东莞、珠海土地增值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9%、80%、69.8%；同样受益房地产市场的火爆，1-10月契税收入完成412.82亿元，同比增长24.5%、增收81.32亿元。除了直接贡献税收收入外，房地产市场走俏还直接带动土地出让金的增长。前三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2011.16亿元，同比增长9.6%、增收176.67亿元，拉高了地方财政收入增幅1.9个百分点。

　　其次是区域收入增长不协调，欠发达地区增速较慢。区域收入增长不协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之间的不协调，二是珠三角内部和粤东西北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不协调。珠三角九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幅度领先粤东西北地区，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1-10月，珠三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958.19亿元，同比增长13.8%；粤东西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63.3亿元，同比增长2.5%；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71.41亿元，同比增长14.7%，增速高于地市。

　　广东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广东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取得较大进展。《广东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也指出，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需要破解，特别是高端产业有效供给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转型升级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其中，从产业内部结构看，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广东制造业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阶段明显滞后于江苏，且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级化程度相对滞缓，先进制造业发展质量不高。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物流和商务等五个行业增加值约占整体服务业的38%，远低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从技术结构看，自主核心技术供给不足；再从供需结构看，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难以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低端产能的无效供给过多。

　　此外，广东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存在结构性过剩，特别是钢铁、石化等行业尤为突出，低端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LED、光伏等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投资、结构趋同的现象。如广东LED行业出现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产业链上游缺乏具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下游的低端企业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产品销不出去，也就导致了前两年LED企业的倒闭潮。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广东控制过剩行业准入、化解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的任务依然艰巨。

　　产业转型的创新动力仍待增强，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隐忧。近年来广东产业转型升级在科技创新、资金投入、人才投入等动力转换方面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然而与先进国家及地区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在创新投入、专利等方面均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广东产业目前的自主研发水平不高，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亟待增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比重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30%的水平。同时，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不足10%.此外，关键技术缺失，我省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中，80%的专利技术来源于国外，微电子、光电子、关键芯片和基础材料发展滞后；装备产业中，精密驱动件、控制件等关键部件依赖进口，存在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隐忧。

　　报告预测，2017年及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将助力广东产业迈向中高端。如广东的家电、纺织服装、家具、建材等传统优势制造业，通过加强关键技术和先进工艺的高端化改造，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将有力促进传统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拓展，走上集约型、科技型、时尚创意、品牌化发展道路。同时，通过实施《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2015－2020年）》等政策措施，智能制造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轨道交通装备、通用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汽车制造、卫星及应用等领域以及相配套的重要基础件和生产服务业将得到政策扶持，有助于使广东支柱型制造业走出对外依存度高、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的局面。广东还将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大发展的机遇，集中资源在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照明产业取得突破，布局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以产业基地为载体拓展产业链条，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攻关。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体系对于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进一步显现。

　　广东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总攻阶段

　　2016年，社会与民生领域发展被作为广东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受到高度重视。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建机制、补短板、兜底线，持续加大财政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比重超过七成。

　　《广东社会与民生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广东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底线民生保障建设为重点，不断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残疾人保障、孤儿保障等底线民生保障水平居全国前列。社会救助方面，2016年，全省城镇、农村低保补助补差水平分别提高到每月418元和190元，截至7月底，全省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户数131477户，人数255061人，全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584967户，人数1353623人；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提高到每年6470元以上、确保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截至7月底，全省农村五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人数232771人；城乡医疗救助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2178元，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救助比例提高到70%以上，截至7月底，民政部门直接医疗救助人次数为587459人次。

　　社会保险方面，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通知》，全省普遍建立健全了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201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已达到每人每月110元。五大险种参保人数实现新增长，基本实现全民社保。2015年末，全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含离退休）参保人数5087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2500万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0136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930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3122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3082万人，五大险种累计参保2.68亿人次，年末五种保险基金累计结余9831.18亿元。

　　根据省委的部署，2018年广东要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在2017年，广东的精准扶贫工作将进入总攻阶段。自2009年以来到2015年，广东通过完成两轮“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扶贫开发任务，帮扶249.2万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完成农村危房改造56.82万户和“两不具备”村庄6万余户搬迁安置。2016年，广东开始启动新一轮脱贫攻坚工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标准提高到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000元（2014年不变价），高于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36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新时期精准扶贫，广东按照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的要求，坚决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18年全省156万相对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稳定脱贫，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出列，与全省同步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国家扶贫标准相比，广东农村低保最低标准高于国家贫困线 ，如果按照全面落实低保兜底的扶贫战略，广东已经基本消除绝对贫困。

　　但从城乡居民的主观感受来看，生活压力普遍存在。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居民生活压力”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省有72.8%的受访者感受到一定程度的生活压力，其中，表示压力“很大”和“大”的共占比45.5%，表示压力“一般”的占18.3%.从压力源看，收入、住房、工作、子女教育、医疗、常生活开支和养老压力是排在广东居民负担前七位的具体压力类型。不仅生活压力的覆盖面较广，而且压力的程度也较深。在问卷中所列举的日常生活开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就业、收入、交通出行、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以及个人发展等13种压力类型中，每一种压力均有约五成以上承压者认为压力程度达到了“很大”和“大”，其中住房压力、子女教育压力、医疗压力、养老压力、收入压力、日常生活开支压力和生态环境压力，这一比例更是超过七成。

　　构建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

　　广东是国内最早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省份。《广东社会与民生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从整体看，城乡、区域、不同人群之间非均衡特征依然突出。一是农村民生建设“欠账”依旧较多。

　　广东省社科院关于“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社会治理”调查结果显示，接近70%的村民认为农村增收困难，就业机会不足；此外，农产品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教育质量和条件太差、农村道路桥梁饮水等基础设施不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然突出。例如，目前调查中有干部和群众反映，乡村医生不仅人数比较少，且大部分是原来的赤脚医生，有医师资格人数更少。二是不同地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能力不一致。由于目前广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采取的是以县（区）为主体的局部均等即相对均等为主导的推进战略，省市县共同负担的财政支出模式。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市县两级财政困难，自有财力满足不了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部分项目即使有中央、省的补助资金，但由于市、县级配套资金保障不了也难以实施，影响了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的推进。三是流动人口的民生诉求难以真正满足。广东是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全省人口分离的流动人口超过3000万。尽管近年来各地已经通过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积分享受公租房等政策创新让部分流动人口获得市民待遇，但由于目前尚未建立起良好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地方政府向流动人口开放市民待遇的口子仍然比较窄，能够通过现有政策创新获得市民待遇的名额和人数非常少，离流动人口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庞大的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容易形成城市新“二元”结构，引发社会矛盾，给社会治安、公共秩序造成较大压力。

　　报告认为，目前碎片化的社会政策和民生保障安排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并不相符。碎片化社会政策体系的根源在于我们根据户籍、阶级、所有制、职业、行政级别等把人划分成多种社会身份，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实行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民生保障制度是以身份为本位的，而不是以人的需要为本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和实施是建构统一的广东“省域公民身份”的有利契机，所谓“省域公民身份”，就是对以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为空间界限，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的统一公民身份。必须通过福利广东建设形成社会政策意义上的“广东人”概念，逐步形成全省范围内不分城乡户籍、地区、职业群体的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要加快“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提高统筹层次，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推进。均等化侧重最低公平，实现“底线均等”；一体化侧重打破界限和壁垒，实现共享共建。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要让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冲破地域和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壁垒，在城市间自由流动起来，而不是局限在单个城市内部画地为牢。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流动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着力解决财政支持和转移支付等制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问题，从人本需要出发，通过缩小省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在获得和享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住房、文化、科技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消除社会公共服务安排中的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使广东省内城乡居民享有大致相同数量和质量的社会公共服务，真正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广东标准，建构起广东省内统一的“省域公民身份”。

　　广东人口发展步入关键转型期

　　随着我国人口发展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广东人口发展已步入关键转型期，人口省情出现了新变化、新机遇和新挑战。整体来看， 2016年广东人口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整体平衡，但以创新型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源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力资源的“提质”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提供符合经济发展需求、助推创新型经济增长的优质劳动力成为全省人力资源发展的必然选择。

　　广东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2016年全省常住人口总量预计达到1.09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口发展一直走的是一条快速增长的道路，而且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人口的机械增长来完成的，但这种人口增长模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新形势下，广东人口发展面临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竞争乏力等多重挑战。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方面，基于人口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广东快速步入老年社会的脚步不会停止。在人力资源方面，2016年，广东仍有8300万左右的劳动力（15-64周岁），人力资源发展正处于粗放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构磨合调整期，政府在人力资源的供需对接方面仍需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能力。

　　广东人口发展阶段的转变，呈现为系列转型期特征：一是人口数量增长速度整体放缓。广东人口规模正在发出一个显著的转型信号：一方面是人口自然增长动力有限，出生人口数量尽管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出现了小幅反弹，但这种反弹更多是过去累积生育效应的释放，生育高峰并没有真正形成；另一方面是大幅度人口机械增长的空间已不存在。二是家庭小型化态势明显。2015年末，全省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25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20人减少了0.05人，家庭结构小型化态势难以逆转。三是人口结构出现了新特征。广东人口结构正呈现出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人口高龄化和家庭空巢化的“四化叠加”现象。四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城镇化率达到68.71%，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提升2.53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种于促进人口有序转移、城市空间扩张、社会结构转型和个体角色转变等目标的同步实现。五是人口流动仍然频繁。2015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中人户分离比例达到29.5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29％），广东流动人口规模约占全国总流动人口规模的10.95%.六是人力资源发展步入结构调整期。广东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调整，人力资源发展进入“数量减少难以避免、质量提升时不我待”的重要历史阶段。一方面是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呈下降态势，预计2016年15-64岁人口为8353.72万人，占75.43%，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广东人力资源的数量变动方向发生了反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质量整体不高。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广东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阶段教育程度为主体，占69.82%，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为14.38%，劳动力素质提升任务依然艰巨。

　　步入转型期的广东人口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红利的结束，而紧接着就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社会负担会持续加重。广东正在步入老年社会，要力图走出未富先老和落漠无依的老年社会泥潭，必须未雨绸缪，尽早应对以赢得先机。

　　广东当前生态环境仍然处于“四个时期”

　　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狠抓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率先在全国初步建立起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广东生态环境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当前，广东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初步改善，处于巩固已有成效，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攻坚期。2015年，广东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全省21个地市及顺德区2015年空气质量达到二级及以上天数比例在81.1%至97.5%之间，同比提升6.1%.

　　《报告》认为广东当前生态环境仍然处于“四个时期”：一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极限期。从纵向来看，尽管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氨氮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实现了稳步降低，但其他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从横向来看，广东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位居全国前列。二是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拐点期。《报告》认为，“十三五”时期，广东多数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望相继达到峰值，跨越“拐点”步入下降通道。三是环境质量改善的攻坚期。经过多年来的努力，广东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现出初步改善的态势。但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仍然不牢固，需要继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现有成效。四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期。经过多年的努力，广东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距离到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期还较远，仍将处于保持经济增长和扭转环境质量的两难期。

　　《报告》指出，作为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大省，广东一直将“调结构、转方式”作为协调发展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绿色导向作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规模效应”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冲击，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取得较大成效。一是经济福利创造整体上大于环境损害。三十年来，广东主要污染物排放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长。1985至2015年的30年间，广东人均GDP增长20.2倍，而废水排放总量、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分别增长了4.43倍、10.4倍、2.33倍、1.21倍、17.3倍，除了工业废气之外，其余污染物总量排放均大幅低于人均GDP增长幅度。二是促进了资源能源效率不断提升。从纵向上看，近十年来，广东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变化呈现“X”型走势，即随着能源消费总量的不断提升，广东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十二五”时期，广东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累积上升了19.5%，而万元GDP能耗累积降低了23%.从横向上看，广东能源使用效率也位居全国先进水平，2015年广东万元GDP能耗较全国低33%；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比也处于较领先地位。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全省用水总量自2010年以后得到有效遏制，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单位GDP水耗达到61吨/万元，为全国整体水平的67%.三是环境质量整体初步改善。2015年广东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全省21个地级市及顺德区2015年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比例在81.1%-97.5%之间，平均为91.1%，同比提高6.1%.2016年1-10月，全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广东占据四席。

　　《报告》同时也指出，广东三十多年压缩式发展为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冲击，部分区域污染累积效应加剧，生态环境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重污染行业排放的废水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仍占较大比重；截至2015年底，在214个省控断面中，仍有17.7%的断面水质未达到水环境功能区水质标准，水环境质量与其他省份有一定差距，水污染防治形势总体依然严峻。二农村环境问题是“短板中的短板”。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粤东西北地区大部分乡镇和农村地区尚未实现污水的有效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峻，饲料中乱用、滥用抗生素、促生长剂等，造成环境污染严重。三是环境治理投入严重不足。2014年，广东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为0.45%，较全国1.51%的比重低约1个百分点，位居全国31省份末位。四是区域间绿色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粤东西北部分地市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尚未较好协调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报告》认为，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人均收入的提升，公众对环境的需求将更加强烈，要求将会更高，政府需要不断增强更好环境质量的供给能力。广东应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等手段，为绿色发展贡献“广东方案”。

　　高等教育仍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广东教育改革发展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仍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内国际教育先进水平相比，广东教育，尤其是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存在明显的差距；广东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质量和水平与广东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相适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不相协调等。因此，从维持经济强省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广东高等教育发展仍面临提质增速的巨大压力，广东高等教育对广东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的支撑和引领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具体来讲，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对区域创新的支撑力不足。广东省高等学校无论在类型、布局、层次还是学科专业设置方面都存在与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在高等学校类型上，各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相对趋同，高校办学定位模糊、办学特色不鲜明现象突出，既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教育需求的多样化和异质化，又难以满足广东省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二，高水平大学数量、质量有限，对区域创新的引领力不足。高水平大学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技术支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引导性的作用。近些年来，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统筹领导下，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与北京、上海、江苏和湖北等省市相比，目前广东省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还存在一些差距，与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很不匹配。

　　第三，产学研协同局面不佳，对区域创新的回馈力不足。由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各个主体之间联系不足，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得创新资源分散，难以形成回馈区域创新服务体系的合力。例如，在体现政府、高校、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筹建方面，广东省仍然未能取得零的突破。如在研究与试验发展（也称R&D）经费支出上，近几年虽然投入力度有所加大，但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仍需进一步提升。在国际上，R&D经费投入强度达2.5%，标志着创新能力基本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15年的数据显示，广东省的投入强度为2.47%，仍存在细微的距离，与北京（6.01%）、上海（3.73%）、天津（3.08%）、江苏（2.5%）4个省市也存在差距。此外，R&D经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高校和科研院所基础研究能力和承担重大项目能力均不足，所出成果在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表现不佳。

　　多个因素仍在阻碍广东创新驱动发展步伐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一年。当前，广东全面迈进创新驱动发展新阶段，科技综合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成为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广东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在科技发展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广东在创新政策落实、区域创新资源布局、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若干薄弱环节， 阻碍着创新驱动发展的前进步伐。

　　一是创新政策有待进一步落实。现有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的惠及面较窄。广东创投企业所得税、技术转让所得税、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推广至今，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企业数相比全省巨大的企业存量仍显不足。如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总额不及江苏的一半，减免覆盖率仅为40%，享受到企业研发费补助的企业1494家（不计深圳），数量上只有高新技术企业的1/4.一些政策的落地操作细则尚未明确。目前国家已批准珠三角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可开展政策先行先试工作，但由于未出台具体落地细则，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难度仍然较大。

　　二是区域创新资源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与东西两翼协调发展问题。珠三角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土地开发强度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部分城市的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在此条件下，虽然我省创新资源绝大部分布局在珠三角，但珠三角难于为高科技产业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东西两翼基础设施落后，科技发展发展水平较低，承接高国际和珠三角科技产业能力严重不足。广州、深圳两大创新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主要表现在：广州虽然聚集了省内绝大部分的大学、科研机构，但大学和科研机构实力不够雄厚；虽然吸引了很多企业总部和大型企业的区域总部，但缺乏企业的研发总部。2015年广州的全社会研发强度仅达到2.3%，甚至低于全省（2.47%）平均水平。深圳虽然拥有华为、中兴、比亚迪等大型企业研发院，但辐射的产业近不出深圳，远不出东莞、惠州，而且缺乏高层次的大学和研发机构，甚至存在部分企业研发外迁的迹象。因此广州、深圳两大创新极所能辐射和带动的范围、力度均非常小，不利于带动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