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梅州、广州考察调研。他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广东来说既是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要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

　　“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依托深港河套、粤澳横琴“两点”与广深港、广珠澳“两廊”建设，构建区域创新发展格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创新集群；以横琴、前海、南沙、河套为代表的重大合作平台，承担起国家战略的“试验田”角色。围绕“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创新协调发展的路径谋划，专家学者指出，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与科技创新，锚定“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以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区域增长极。

要构建大湾区全过程科技创新生态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围绕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建议》提出要加强港澳与内地经贸、科技、人文等合作，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支持港澳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等要求。

　　对标国际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链条上仍存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技术攻关协同不足与高端人才缺乏等短板，亟待在“十五五”期间加以解决。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期许与“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综合专家学者之言，大湾区需加强构建大湾区全过程科技创新生态链，重点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共建高水平创新载体，强化源头创新；以局部领先与集群创新优化创新链条，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

　　首先，要为大湾区科技创新提供更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大湾区科创一体化持续推进，需要加快构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体系，可以通过“大湾区战略技术委员会”的形式，聚集粤港澳三地的政府部门、顶尖科学家和科研团队、龙头企业以及顶级投资机构代表，提供有技术预见性的战略方向，并以使命导向型的“创新联合体”作为集中三地力量、推进科研攻坚任务的核心单元，由“链主”企业或者有极强工程化能力的平台型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业，聚焦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其次，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要从跟踪追赶向局部领先、从应用创新向原始创新、从终端产品创新向中间品创新、从个体协同创新向集群式创新转变。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才更有助于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并要构建基础研究、科技成果产业化、科技服务等紧密衔接的科技创新集群。具体而言，可推动粤港澳三地的政府、企业、院校共同设立“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与基础研究基金”，瞄准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领域，建立一批任务导向型的联合实验室，强化基础研究。日前举行的2025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投资政策宣讲会发布了《广东省产业招商地图》，通过系统梳理“20+7”产业集群生态，聚焦八大重点招商方向，为投资者提供清晰指引，既展示了广东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集成电路等八大领域产业的巨大机遇和市场潜力，又采用“产业链图谱+招商路线图”模式明确了各产业补链、强链、延链的靶点，还全面汇总了广东的人才、资金、成本等要素优势，如详细列出各地工业水电气的价格，助力降低投资成本。借鉴此举，大湾区也可围绕“20+8”新型战略产业集群绘制“大湾区产业地图”，明确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乃至广东其他地市的地区产业发展机遇、重点产业，与当前各地产业的优势及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形成大湾区乃至粤港澳三地的区域产业链图谱、要素分布图谱，助力打造区域产业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广东省产业招商地图》八大重点招商方向

　　再次，推动落实“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等要求，大湾区要加大力度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服务网络。例如，通过设立“产业用户计划”，为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专属的专家支持；整合知识产权服务、概念验证基金、中试基地、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跨境法律与财务顾问等要素，做好创新支撑和后勤保障；搭建“湾区技术交易所”数字化平台，加快推动成果转化应用。

　　最后，发挥好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构建“培养人、吸引人、用好人”的全链条人才生态。推动高校积极布局交叉学科，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合作，推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加强粤港澳高校之间的合作，加快推进学分共认互认、交换生等项目，合力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施“湾区工程师”联合培养计划，推动三地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通过推行“校企双导师”制，共同定制人才培养方案等。

深化区域协调体制机制改革与规则衔接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大湾区拥有“一国两制”的特殊背景，要以制度创新与要素流动深化规则衔接，持续将“制度之异”转化为“制度之利”。

　　围绕粤港澳各自的治理特色和综合优势，在构建区域协同体制机制的过程中，要更充分地发挥政府、社团、企业在要素配置流通中的重要作用，探索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合作体制机制。通过加快探索协同立法，发挥法治先行保障作用，并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划，考虑政策落实落地落细的最后环节，切实增强法律、政策的执行性和有效性。在城市空间及产业布局优化方面，要针对当前“东强西弱”格局，用好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等交通枢纽，加快推动珠江口西岸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深化珠江东岸与西岸的科技创新、产业协同，助力“黄金内湾”建设。在持续提升珠江西岸城市能级的同时，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的大湾区城市群结构，突出广深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的牵引发展作用，并培育珠海、东莞、佛山等成为湾区副中心城市，形成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为此，粤港澳三地政府可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中心”，负责跨区域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协调和政策落实的督导；并尽快建立“重大合作平台联席会议”制度，由前海、南沙、横琴、河套等平台的管委会负责人定期召开会议，交流经验，协调政策，共同策划和申报跨区域的重大改革试点项目。

（钟玲玉，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内参与综合出版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