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一种名为“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简称“CSA”）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被引入国内。据统计，目前国内CSA项目

已多达200余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
    在广东，有不少机构也在探索“社区支持农业”的本土化发展模式，如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

镇化研究所的所长胡靖教授引入的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希望能够构建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消费者联盟”。在海外工作20多年的广州人杨学彬，从日本引入CSA经营理念，

回国租下农场种植无公害的绿色食品。而3名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创办的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其

尝试也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注。他们通过组建社区消费者联盟，以半公益的性质来经营，达到让农

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共担生产风险和分享利益的目的。
    尽管CSA模式发展过程中也存有困难，但其发展前景已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好。被称为“民间

特供”的CSA模式下的农产品，也悄悄走上了普通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你要带着

公益心去做事。如果想在短期内获得较大利益，你一定无法坚持下去。”杨学彬认为。
    ●南方日报记者
    闫昆仑 胥柏波
    实习生 潘丽娜 柯祥虎
    发自广州 佛山
    三农教授的CSA试验
    “未来可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企业，目标是通过组建社区消费者联盟，打通消费者与农业生产

者的关系，既帮农民增收，又让消费者吃到安全好吃的食品。”
    “胡老师您好！我想要1只鸡、2瓶蜂蜜、2根茄子。”这是胡靖昨天上午收到的一条短信。
    “大家一般都是用短信告诉我需要哪些东西。”胡靖虽是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却有点“不务

正业”：平时要上课、带研究生、搞科研，课余搞起“副业”——积极给省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农产

品寻找销路。
    每年寒暑假，胡靖都会带着研究生下乡调研。有一次去南雄黄坑镇调研时，胡靖发现当地的晚

稻米口感非常好。“我一口气吃了3碗。”
    当地村民告诉他，由于不少人外出务工，村民作为口粮种植的晚稻米还有不少剩余。“产量不

多，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卖不上价。”当地村民说。
    回校时，胡靖带了一些小袋包装的当地米，分给身边的老师。没想到当晚就有老师给打电话，

说“米很好吃，希望再买几十斤”。当时20多人加入了这次“团购”大米的活动，当地1500余斤晚

稻米销售一空。
    这次经历让胡靖坚定了组建社区消费者联盟的决心。在此之前，胡靖在香港和台湾参加了一些

CSA的论坛，“看到他们推广的这种农业经营模式非常好，加上我以前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想法，就想

实践一个基于电子商务平台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他说，“这个平台一方面可以通过当地合作社

把农民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把消费者组织起来，两者之间既能实现信息共享，还能针对农产品集中

地提出反馈意见，对生产者形成有效的反馈。”
    农民企业家彭健东是英德黄花镇的村民。他在英德承包了500亩的山地，种植蔬菜和水果等。在

一次社工服务活动中，两人结识了。胡靖的CSA理念吸引了彭健东，他带了些自己种植的稻米和蔬菜

瓜果分给胡靖和同事尝鲜，“大家都觉得很好吃，说是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其中有种桔子和柚

子杂交的新品种——可口柚，胡靖和同事吃过后直呼好吃，“很受欢迎，6个可以卖到50元，年前有

个老师一次性订购了25箱。”
    有了固定的消费者群体，胡靖的CSA试验迈出了第一步。
    为了方便大家订货，胡靖创办了一个名为“岭南农庄”的网站。注册成为会员，就可以在网上

下订单购买农产品。
    尽管如此，胡靖认为CSA模式大有前景。“未来可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企业，它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标是通过组建社区消费者联盟，打通消费者与农业生产者的关系，通过这种模式，既能帮助农

民增加收入，又能让消费者吃到安全、好吃的食品，一举两得。”
    新农人和消费者联盟
    “农产品的价格由消费者联盟来定，联盟会调查农民的生产成本等情况，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

要这样定价，同时拿出储备的资金先付给对方，以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
    与胡靖不同，杨学彬对CSA模式的了解已经有近十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辞职赴日留学

，毕业后留在日本从事中日农产品贸易。
    从2010年开始，他致力于推动“无农药种植”。在几位合伙人的帮助下，他在番禺海鸥岛上种

植了近200亩的蔬菜。“土壤只用有机肥，人工除草，用辣椒水、大蒜汁除虫害。”
    经过2年多的培育，杨学彬种的菜清甜可口，一些瓜果可以直接生吃，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但发展原生态的农业还是要“看天吃饭”。当遇到持续雨天和高温天气时，农场的病虫害肆虐

，大家对杨学彬的“无农药种植”产生了怀疑，农场收益也开始变缓。面对经营理念的分歧，杨学

彬无奈之下选择退股，在南海三山岛上另外租下一个农场，重新开始自己的CSA试验。
    由于三山岛的交通条件比海鸥岛好，杨学彬成立了一个物流配送中心。“不仅有广州、佛山等

珠三角的客户，甚至还有一些湖南的客户，通过高铁可以很快配送过去。”
    “首先是做品牌，其次才是卖东西。我想做个示范点，以后在外围建几个种植基地，建立起整

个供应链。”有了海鸥岛的失败，杨学彬这次不再打算找投资人，而是组建消费者联盟。“因为投

资人投资是要收益的。我现在就是通过消费者来筹集资金，也就是会员预付制。”杨学彬说，“会

员预付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得到资金流的同时，生产不会受到决策干预。
    杨学彬认为，像这样一个消费者联盟应该“不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主要目的的半社会性半公益

性的企业”，既要农民为消费者提供满意且安全的食物，但是也不能太打压生产者。“农产品的价

格由消费者联盟来定，联盟会调查农民的生产成本等情况，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定价，同时

拿出储备的资金先付给对方，以保证生产者的积极性。”
    CSA模式的中国式探索
    目前主要还是NGO和一些社工组织在做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但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不稳定，这将

是农户对接市场的一大瓶颈，政府也无法完全担起这一责任。”
    无论是胡靖还是杨学彬，他们对于CSA模式都有着自己的理解。CSA模式在中国的探索，不仅是

消费者的餐桌自救，更是商业模式反哺生态农业的一种大胆实践——农民的利益在其中得到了保证

。
    2008年4月，清华大学博士后石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研究CSA农场经营模式。2009年，她和团队

在北京西郊凤凰岭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这是目前公认的国内首个CSA项目。经过4年的发展，

“小毛驴”已有1000多会员，成为全国CSA的发展模板。
    去年，石嫣离开“小毛驴”，到通州打造另一种形式的CSA：“分享收获”。在石嫣看来，健康

、安全的农产品的持续提供，依旧需要依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因此，作为生产主体的农民如果无

法从中受益，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消费者。
    “目前主要还是NGO和一些社工组织在做农户与市场对接的工作，但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不稳定

，这将是农户对接市场的一大瓶颈，政府也无法完全担任起这一责任。”杨学彬说，成立社区消费

者联盟或许是未来CSA发展的最重要的环节。
    在实际经营中，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也发现一些现实困难，这些也普遍存在于目前全国的

CSA项目中。“绿手指”负责人邹子龙认为，有机食品认证是“一品一季一认证”，但CSA农场的蔬

菜多达数十种，每种规模都不大，有机认证难以实现。
    此外，一些CSA农场的蔬菜虽然健康安全，但卖相比较“逊色”。“小毛驴”就曾收到不少会员

投诉，“蔬菜不打农药，虫眼肯定少不了。在品相上也确实不能与施了化肥、农药的蔬菜相比。”

该农场一名负责人说。
    此外，CSA模式的核心理念是“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就意味着消费者需提前付费。“目前

还是有很多消费者不太习惯这一模式。”胡靖说。
    “彬彬农场目前的会员有1000多人，但实际上比较活跃的只有几十户。”杨学彬说，如何在消

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建立信任，是CSA模式在中国实践探索时“必须跨过去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