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如何确立政治制度的长远利益观。无论是限任制还是年龄限制都意味着领导人的有限任期。这就导致了领导人的短期利益观。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多的领导人缺乏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做什么事情都是围绕着自己任期内的利益。在地方层面更是这样，因为领导大都是异地调动而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地方的长远利益根本就没有兴趣，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搞出很多政绩工程来，大量浪费资源，在很多地方，几代人的资源一代就消耗完了。
　　出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要回到旧时代，领导人可以终生制，而是说，中国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来克服领导人的短期利益观。在西方民主国家实际上也是有这个问题的。所有的首脑是有任期的，必须追求短期利益。很多研究发现，首脑们的各方面的政策都受其任期的影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制约首脑的短期利益观，使得政府的政策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呢？除了各种限制首脑们的权力的制度机制外，议会或者国会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尽管议员们也要考量自己的利益，但议员没有任期，并且议员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和社会利益非常相关。同时议会也是一个理性讨论的地方。社会的参与和理性的讨论可以产生长远利益观。中国如果要克服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观，人大和政协系统必须发挥宪法所赋予的作用。公共的参与和人大、政协代表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可以在有效制约政治领导人的短期利益观的同时迫使他们考量长远利益。
    中国须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第二，如何避免权力交接班演变成为了权力而权力。权力交接班关乎权力，但必须意识到，权力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目的和价值。权力交接班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社会和政党的整体利益。在这方面，权力交接班的重点应当是政策的延续性和创新，而非个人权力的延续性。不过，中国的权力交接班的重点趋势滑向于权力而非政策，也就是说，太过于张显个人权力的延续性。这方面，中国仍然有很多的制度空间需要改进，最主要的是如何在退休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1980年代，中国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扮演了非常复杂的角色，在起到了一些稳定政治的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阻碍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制度和政策创新。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其退休的时候，就废除了这个机构。但是，近年来，尽管没有这个机构，退休领导人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趋向于增加。中国对未来领导团队实现选拔制度，但参与选拔过程的不仅仅是现任领导人，而且还包括退休领导人，并且后者还扮演了很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退休领导人因为他们的工作经验，对选拔表述他们的参考意见，这很容易理解。但如果退休领导人成为政治选拔制度的一部分，那么从长远看，后果会非常严重。人们应当想想为什么邓小平要废除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退休领导人不应当过分干预现任领导人对未来领导人的选拔。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政治退出制度，避免退休领导人对政治过程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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